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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上将，乃1927年随毛泽东同志投身秋收起义、奠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杰出元勋。他由一名平凡的战士蜕变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官与军事教育专家，这一传奇般的蜕变不仅映照出他出生入死、奋勇拼搏的坚定意志，亦饱含了毛泽东同志谆谆教诲的深情厚谊。历经数十载的烽火硝烟，陈伯钧与毛泽东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井冈情结
陈伯钧，原名陈国懋，字少达，号稚勉。他于1910年11月26日，在四川省达县河市坝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中呱呱坠地。1923年，他考取了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然而，因积极参与进步学生运动，陈伯钧不幸被学校开除学籍。到了1927年1月，他进入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第1大队。同年5月，他参与了平定国民党右派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因表现出的英勇无畏，陈伯钧在咸宁前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同年8月，他随部队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军，却在途中被总指挥张发奎缴械并扣押。逃脱后，他选择加入高安的第20军独立团，担任团部副官及新兵训练处主任的职务。
自求学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际，陈伯钧便有幸聆听毛泽东的教诲。彼时正值国共合作之期，共产党员、军校总教官恽代英常为学生授课，毛泽东亦受邀至校发表演讲。虽当时毛泽东尚未识得这位年仅16岁的台下列席学子，但自初次见到“毛委员”起，陈伯钧便深受其博学多才、演讲魅力及平易近人风范的感染。
1927年秋季，临近秋收起义之际，时任独立第三团新兵训练处主任的陈伯钧，在江西铜鼓有幸再次与前来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重逢。9月10日的晚餐前，毛泽东与参与起义的全体干部齐聚一堂，详细阐述了当前的形势以及党的使命，并正式公布了起义的详细计划。餐后，陈伯钧急切地渴望获得毛泽东的指导，于是便想就自己负责的新兵训练工作向他做一汇报。毛泽东见一位年轻的同志走近，便和蔼地招呼他至身边，两人便开始了无拘无束的交谈。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陈伯钧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个人经历。陈伯钧向毛泽东介绍了新兵训练的种种措施和自己的想法，毛泽东不时提出一些宝贵的改进建议。在交谈的尾声，毛泽东勉励陈伯钧要努力工作，勇敢地迎接革命的各种考验。陈伯钧那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和风趣的言谈，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那时起，陈伯钧踏上井冈山脚，肩负起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3营6连1排排长的重任。他始终紧随毛泽东左右，尊其为师，刻苦钻研，于政治理论、军事战略、文化教育、思想观念、工作技巧以及个人品德修养等多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长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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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
10月3日，陈伯钧陪同毛泽东抵达井冈山脚下的古城，并参与了前委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联络井冈山上的“绿林豪杰”袁文才与王佐的武装力量。随后，毛泽东派遣陈伯钧与游雪程前往井冈山，在袁部担任连、排长的职务，负责团结与改造工作。在启程之际，毛泽东特地与陈伯钧等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叮嘱道：“抵达当地后，务必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建立良好关系，遵从袁营长的指导，密切关注当地实情，并积极播撒革命火种。”
陈伯钧履新后，便投身于步云山的军事训练之中。未几，脚伤尚未痊愈的毛泽东，便来到了茅坪休养。在此期间，他与陈伯钧多次促膝长谈，并亲临练兵场，督导战士们的军事操练。陈伯钧在事后回忆道：“在我们操练之余，毛委员时常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中的土行孙与哪吒，皆能入地遁形、驾云腾空，为何你们却无此神通？”于是，陈伯钧便着力加强“能打能走”的训练，使部队迅速步入正轨。
1927年末，陈伯钧担任连长期间，他率领袁部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护送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前往茶陵寻找主力部队。次日，陈伯钧令该班战士返回山区，仅留毛泽覃和几名战士继续随毛泽东同行。经过一天的急行军，他们抵达茶陵附近五六里远的一座小村庄歇息。夜间，枪声预示着国民党对茶陵城的围攻，由于人手不足，众人决定轮流放哨。毛泽东与陈伯钧一同负责从深夜至黎明的警戒。随着夜深，茶陵方向的枪声渐弱，原来撤退的起义军并未回井冈山，而是南撤至水口，这最终证实是团长陈浩的叛变所致。毛泽东察觉形势严峻，立即决定追击部队。途中，毛泽东询问陈伯钧面对追兵如何应对，陈伯钧果断回答将殿后掩护，让毛泽东等人先行。他们最终在天黑时赶到水口，与主力部队会合，并立即召开会议，对陈浩等人进行撤职和押送井冈山受审的处分。随后，部队决定折返井冈山，向宁冈县砻市进发。毛泽东命令陈伯钧立刻抄小路赶往砻市，通知永新县委做好迎接部队的准备。陈伯钧成功完成了这一任务，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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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在短短数日的生死攸关的考验中，毛泽东对陈伯钧的信任倍增。紧接着，在组建工农革命军教导队之际，毛泽东便委以陈伯钧副队长之职，并任命他为党支部书记。毛泽东时常抽暇为教导队授课，并聆听陈伯钧的汇报，勉励他勤于读书。年仅十七岁的陈伯钧，在毛泽东的激励与栽培下，于井冈山那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不断成长与成熟。
陈伯钧虽然尚年轻，但随后发生的一桩事件，若非毛泽东挺身而出进行庇护，他能否幸存下来，实难预料。
1928年春季，一场激战中，陈伯钧意外缴获了一支手枪。然而，由于枪身锈迹斑斑，枪栓难以拉动，教导队长吕赤便戏谑道：“这枪简直‘半斤铁’般无用，干脆扔了吧！”陈伯钧却舍不得丢弃，他细心地拆解枪支，用煤油反复擦拭，最终将其修复。一日，吕赤率队从打土豪的战斗归来，踏入院落之际，陈伯钧面带笑容迎上，手持枪支比划道：“这把枪早已不是那‘半斤铁’了。”说罢，他拉动枪栓。不料，枪栓意外触动撞针，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弹被击发。砰然一声巨响，吕赤应声倒地。陈伯钧瞬间惊愕：同是四川籍、毕业于黄埔军校，一同走上井冈山，朝夕相伴、情谊深厚的战友，竟如此突然地倒在了自己的枪口之下……他跪倒在地，呼唤着吕赤的名字，但一切已然无法挽回。
陈伯钧犯下重事后，即刻被安置于禁闭之中，静待上级的裁决。黄埔军校的昔日同窗、现担任1师2团参谋长的徐彦刚，担忧陈伯钧因情绪波动而做出不测，特地陪伴他度过了两个夜晚，并劝慰他，相信毛泽东定会对此事进行公正的处理。
“众人都主张处决。”毛泽东表示：“如今已失去一位黄埔学员，若再处决另一位，将损失两名宝贵的军事指挥人才。陈伯钧并非有意伤害，我认为还是不处决为妥。你回去后，召开士兵委员会，向大家阐述不处决的理由。”张令彬随后将毛泽东的观点传达给教导队的学员们。随后，毛泽东召集部队集合，并说：“吕赤是一位优秀的同志，陈伯钧也并非恶人，他只是在和吕队长开玩笑时，不慎走火导致悲剧。他们都是出自黄埔军校，表现优秀，军事才能出众，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我们是否可以只追悼一位？否则，另一位也难以妥善追悼。你们认为我的说法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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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陈伯钧。
“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虽不追究他的生命，但必须对他进行惩处。陈伯钧需加倍完成吕赤同志未竟的事业。此外，还需额外惩罚他一百鞭。大家觉得如何？”见无人反对，毛泽东示意警卫员取来竹板，在众人的注视下对陈伯钧实施惩罚。实际上并未真正打满一百鞭，只打了二十余下便停手。陈伯钧全程沉默，心甘情愿地承受了惩罚。据陈伯钧事后所述，毛泽东并非进行体罚，而是借此方式既自我教育、惩戒，又平息了众人的情绪。因此，陈伯钧被调离教导队，降职为一团一连的副连长。
在红军初创的艰难困苦时期，毛泽东巧妙地劝说众人，从枪林弹雨中拯救了一位犯过错误却才华横溢的同志。正是在井冈山的烽火岁月里，陈伯钧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生死情谊。随后的数十年间，陈伯钧以百折不挠的英勇精神投身于中国革命战争，他的行动不仅是对恩情的回报，更是以自己的全部身心践行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领袖的无限忠诚。
长征书信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龙冈之战落幕，陈伯钧继续追击敌谭道源师，歼敌过半，缴获步枪2000余支，机枪46挺；在反击敌公秉藩师的过程中，他巧妙运用战术，通过小路设伏，全歼该师。每战之后，陈伯钧均会总结经验教训，指挥技艺日臻精湛，战斗也愈发娴熟。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他屡建奇功，三次身负重伤，荣膺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2年6月，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激战中，年仅22岁的陈伯钧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军长。然而，随着毛泽东同志因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压，被剥夺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陈伯钧亦因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支持其主张，而被免去了军长之职，并被调至红军学校深造。翌年1月，陈伯钧转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同年8月31日，他致信红军总部，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当时形势及反“围剿”战略的看法。此举立刻引发了对他观点的激烈抨击。9月5日，在红一方面军总部的一次会议上，陈伯钧被指责持有“小资产阶级观点及政治上的错误认识”，并遭受了“严格且深刻”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无情批判。然而，性格耿直的陈伯钧并未就此屈服。在被批判后，他从红军总部返回红五军团，随即起草了第二次申诉书，再次重申了先前意见书中的观点。
陈伯钧的坚定立场激怒了“左”倾派领导人。10月4日，他被剥夺了红五军团参谋长的职位，并被调任为刚刚组建的红十三师师长。尽管他遭到了诸多不公正的待遇，陈伯钧却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的信仰，坚信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率领红十三师的六千名战士，立刻投身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连续取得十余场胜利，迅速击败强敌，因此荣获中革军委授予的“红军主力坚师”称号。
1934年10月18日，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利之际，陈伯钧毅然率领部队自兴国启程，投身长征的征程。在此次行动中，他肩负着保护中央纵队任务。他所率领的第十三师，作为红一方面军的后卫力量，成功协助各兄弟部队接连突破四道敌军封锁线。陈伯钧严格遵循毛泽东、刘伯承等领导同志的指导方针，面对危急关头毫不畏惧，身先士卒，将马匹让予了伤病员，亲自指挥第十三师与敌军激战一整天，确保了整个方面军顺利渡过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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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二、六军团领导同志抵达陕北之际，他们合影留念。（后排左起第五位为陈伯钧。）
湘江血战后，鉴于部队人员锐减，军委下达命令，决定撤销八军团编制，将其并入五军团。随后，五军团、八军团与十三师三个指挥机构合并为一，陈伯钧重新被任命为五军团参谋长，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指挥部队执行后卫任务。
1935年，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陈伯钧因腿伤复发，于遵义接受手术。确立了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亲自前往医院探望，并与他探讨了战局。红军三渡赤水至茅台，前线战事紧急，陈伯钧尽管伤势未愈，仍奉命回归五军团，与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一同指挥五军团，在太平渡一带成功掩护全军四渡赤水，并协助大军南渡乌江。
在乌江战役中，陈伯钧亲自指挥五军团殿后部队，与敌军展开了长达七小时的激战，最终击溃追兵。由于五军团肩负着全军的殿后重任，常常面临数倍于己的追击，待掩护其他兄弟部队安全通过后，再急行军百里追赶大部队，因此，快速出击、攻坚克难成为了后卫部队的常态。在长征途中，五军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圆满完成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现了总部赋予的各项任务，被誉为“红军铁流后卫”，而陈伯钧也因此在红军将领中赢得了“铁屁股”的美称。
陈伯钧始终铭记毛泽东的教诲，即“务必勤学不辍”，即便在战火纷飞、行程匆忙之际，亦未曾忘记总结经验与心得。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论运动防御》等论文，力主运动战的重要性，成为长征途中难得的理论瑰宝。同时，他坚持撰写日记，无论是在行军作战之际，还是驻扎休整之时，即便遭遇激烈的战斗，亦从未间断。陈士榘上将赞誉他为“我军高级干部中绝无仅有的楷模”。这部从1933年至1950年的《陈伯钧日记》，日后正式出版，为党和军队留下了不可多得且不可复制的宝贵资料。
在红一、四方面军于懋功胜利会师之际，陈伯钧被任命至张国焘所领导的第四方面军第九军担任参谋长一职。他坚定地支持党中央以及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并对张国焘擅自设立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路线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1935年九月，陈伯钧所隶属的左路军南征途中，耳闻部分同志因受张国焘影响，对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之间的争执与纷争议论纷纷，心中不禁愤懑难平。他深感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应承担起责任，不该在漫漫长征路上擅自行动，此举无疑会引发红军的分裂，甚至导致全军覆灭。他在日记中倾诉心迹：“是夜，静坐沉思，痛彻心扉，以至于悄然泪下。生平之痛，无过于此。”于是，在九月八日，陈伯钧径直找到张国焘，直言不讳地要求他“采取有效措施，迅速解决这些问题，以解救危机，挽救革命，以期对党和人民有所裨益”。然而，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推脱搪塞，陈伯钧愤然提出要离开红九军。随后，陈伯钧遭到一批追随张国焘路线者的围攻。擅长两面派的张国焘一方面对陈伯钧进行安抚，同意他调离九军；另一方面，他纵容亲信扣押陈的坐骑、望远镜，虐待其马夫，折磨其警卫员，迫使陈伯钧孤身一人离开了红九军。
1936年6月的初旬，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之地与四方面军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在六军团军团长萧克与政委王震率领的前锋部队与四方面军初次接触之时，他们所听闻的，大多是关于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负面传闻。然而，直至6月17日，陈伯钧所率领的四军终于与六军团汇合，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们不禁喜出望外。陈伯钧在接下来的两个夜晚，连续与萧克、王震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向他们详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如何企图分裂的真相。随后，他们通过电报将这一真实情况迅速汇报给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从而突破了张国焘的封锁与欺骗。
在二、四方面军即将实现会师之际，陈伯钧向刘伯承发函，表达了自己希望调入二方面军的愿望。不久，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以及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共同接见了陈伯钧，并正式告知他将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六军团的军团长。陈伯钧随后与政治委员王震并肩作战数月，最终于10月18日，在甘肃老君坡与一方面军一军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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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陈伯钧的一封亲笔信。
繁忙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对与他有着深厚友谊的陈伯钧始终牵挂在心。他时常听闻陈伯钧率领部队屡建奇功，以及总部领导对其的高度赞誉。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即将胜利会师之际，毛泽东亲自为陈伯钧书写了一封亲笔信，并在信上盖上了极为罕见的图章。
伯钧同志：
欣闻你身处红军六军，实为我国革命增添英才！身体可安好？战友们时刻挂念。我国形势大好，重逢之日指日可待，愿携手共进！敬礼！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
战火连绵三月，家书犹如千金。历经九死一生的陈伯钧，收到这封比家书更显珍贵的信件，眼中瞬间涌上了泪花。他未曾料想，在这炮火纷飞的漫长征程中，掌握红军命运的毛泽东竟会亲自致信一位部下，不仅带来赞誉，更洋溢着深深的关怀与诚挚的问候！这不仅是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写给个人的唯一一封信，更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统帅对爱将无尽牵挂与赏识的真挚情感。
延安时光谈心
1937年5月3日，陈伯钧以红二方面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延安举行的苏区党代表大会，与阔别两年的毛泽东重逢。在党代会上，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重要报告。尽管身份已变，但在陈伯钧心中，毛泽东依旧是他那可亲可敬的“老毛”。陈伯钧对“老毛”的报告充满敬意，从中进一步明晰了未来的奋斗方向。
5月9日，陈伯钧陪同朱德游览了清凉山之后，便来到了毛泽东所居住的窑洞。久别重逢，两人热情握手，互致亲切的问候。毛泽东随即拉过两只小凳，邀请他们坐下。陈伯钧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自己在红四方面军滞留的经历，以及在红六军团的情况。毛泽东对于陈伯钧与张国焘面对面斗争的事迹早已耳闻，他不仅赞赏这位“红军英才”的勇猛作战，更对其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坚定立场表示敬佩。不久之后，毛泽东、陈伯钧以及其他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同志们，在住地前合影留念。
“以往我专注于军事事务，对于政治问题思考不足，缺乏细致的研究，因此工作不够深入，略显急躁。在个性上，我也缺乏冷静，今后当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9月20日晚，陈伯钧再度就“当前局势、形势，以及部队工作相关事宜”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并寻求指导。翌日，即9月23日，陈伯钧的二兄陈笃斋（时任国民党川军的一员）与四川代表王干青一同抵达延安。当夜，毛泽东亲自设宴款待，陈伯钧亦在座相陪。“宴间，毛主席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趣味盎然。”深夜时分，陈伯钧在毛泽东的窑洞内，就军事政治的教育、统一战线工作以及个人家事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汇报与交流。毛泽东对陈伯钧在部队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给予了重要提示，并对他的未来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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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
10月9日，陈伯钧的二哥在离开延安之际，毛泽东赠予他300元旅费，并期望他返回四川后能借助自身人脉，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改变对共产党的看法。鉴于陈笃斋将途径洛川，毛泽东特地托他转交一封亲笔信给陈伯钧。信中，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你是否有时间读书？即便忙碌，也应抽空阅读，深入思考一些原则问题，以此提升自我，修正不足。这是我对你寄予的期望。”他还提到，“对待你的国民党兄弟，应以友善的态度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的转变。”陈伯钧收到信后，深感毛泽东对这桩小事的重视，备受感动，决心继续坚持自己的阅读习惯，努力克服自身的浮躁情绪。
“本文系陈伯钧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四年所著《游击战争》小册子中关于游击战术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鉴于抗日战争的特殊形势，陈同志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增删，并由毛泽东同志进行校对。现特在本刊上发表，以供全国各地的抗日游击战争领导干部借鉴。”
1938年6月，鉴于陈伯钧所具备的专长，毛泽东将其调入抗日军政大学，委以训练部部长之职，肩负起培育抗日军政人才的艰巨使命。
毛泽东勉励抗大教职员工潜心投入教学科研，立志要在延安度过余生，葬于清凉山之巅。陈伯钧将此教诲牢记于心。在延安抗大，他倾注心血，从事着繁重的工作：学生管理、教员调配、教材编撰、训练安排、战略学的教授，他的授课和演讲深受好评。战略学成为抗大的特色课程，而参谋作业这类专业课程亦游刃有余。他擅长写作，擅长演讲。在抗大，他的演讲往往长达两三个小时，其中最长的一次，他在一天之内连续演讲了八个小时，尽管声音几乎嘶哑，但他讲得愈发热情。无论是在军校还是在战斗部队，陈伯钧都赢得了学员和指战员们的广泛欢迎。毛泽东曾亲自讲授他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然而因工作繁忙，毛泽东无法再继续授课，于是他亲自指定陈伯钧接替，讲授这门重要的课程。
天安门深情问候
自解放战争爆发，陈伯钧受命前往东北前线，担任东北军政大学的教育长一职。继而，他晋升为东北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并兼任第四十五军的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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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
新中国成立之际，陈伯钧肩负重任，协助刘伯承将军共筑南京军事学院之基。他在学院中担任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以及军事学术研究部部长等多重职务。1952年春，毛泽东主席莅临南京，陈伯钧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同志代表因病在上海休养的刘伯承院长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听后不禁感慨万分，吟咏道：“延安有清凉山，南京有紫金山。”此言令陈伯钧心中涌起对毛泽东主席当年所嘱托的誓言的深切回忆：“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不禁感慨良多。刘伯承将军随后激励众人，立志“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1955年，陈伯钧晋升为军事学院副院长，同年荣获上将军衔，并获颁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主席再次莅临南京军事学院视察，陈伯钧与刘伯承、谭震林等领导一同陪同，并就学院工作进行了详细汇报。毛主席对军事学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鼓励。
1957年秋，陈伯钧被任命为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副院长，时院长由叶剑英将军担任。然而，自年初起，陈伯钧等人便因在军队院校工作中涉嫌“教条主义”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而遭受批判。面对此情，陈伯钧坚定地表达了保留己见的立场。尽管背负着“心怀不满，抵触严重”的指控，他却依旧保持了宽厚的胸襟。1960年4月14日，陈伯钧在高等军事学院发表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演讲，并随后发愤著述，最终出版了《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书。1962年，他撰写了《毛委员率领我们上井冈山》一文，收录于《红旗飘飘》丛书中，详细回顾了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的经历，将自己的将领情谊与世人分享。
1962年九月，叶剑英卸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一职，随后，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陈伯钧接任院长之职。陈伯钧先生不仅曾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亦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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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陈伯钧（居中）、刘伯承（随后）等一同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南京军事学院。
毛泽东与陈伯钧所见的最后一面，是在1967年五一劳动节。那年春天，陈伯钧已被林彪点名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遭到造反派多次审讯和揪斗，但仍被党中央列入五一劳动节观礼名单。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特意走到陈伯钧跟前，关切地问：“伯钧呀，听说你病了？”陈伯钧回答：“是的，谢谢主席的关心。”他们的对话只有这一句，但在那个特殊时期，一句话也足以传达领袖与爱将难以言状的浓浓情谊。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因疾病医治无效，于北京离世，享年64岁。当时，主持军委及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受毛泽东之托，与徐向前、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出席了追悼会及遗体告别仪式。莫文骅将军曾作诗以示哀悼：“半世纪追随主席，南北征战，东西讨伐。热血洒满禾黍，绿意盎然……”岁月匆匆，世事变迁，陈伯钧与毛泽东之间深厚的将帅之情，将永远镌刻在血肉铸就的丰碑之上！